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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文化自信 傳承文明薪火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
時間：2022-06-06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江林昌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自1921年我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考古學就與歷史學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面向未來，我們要繼續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講清楚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更好傳承文明薪火。
融合發展取得豐碩學術成果
百年來，考古學和歷史學攜手并進、相互支持，考古學在歷史文獻線索的指導下不斷推進，歷史學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斷有新的突破。概括起來看，在中華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融合發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幾方面學術成果。
糾正了“東周以上無史論”，延伸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我國考古學已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百萬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并在歷史文獻研究基礎上著重對夏商周三代活動范圍作了全面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在此基礎上，上世紀90年代，國家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司馬遷《史記》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礎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我國考古學以中國考古材料為依據，對歷史學上的五帝時代大致對應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作了全面發掘與研究，特別是國家推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給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三段進程：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為文明萌芽階段，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為文明起源階段，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為文明形成階段。這樣，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雙重實證，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
改變了“黃河文明一元論”，展示了中華文明多點起源的燦爛圖景。中國地域遼闊，南北溫差大，東西地勢異。考古研究發現，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等都閃現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形象地稱之為“滿天星斗”。幾代考古工作者經過努力，又將中華大地早期文明發展大致劃分為中原文化區、海岱文化區、甘青文化區、江浙文化區、江漢文化區、巴蜀文化區、河套文化區、遼西文化區等區系。這些區系的發展是動態的，在各區系內有具體的變化組合，區系之間更有碰撞交流。這就改變了“黃河文明一元論”，在空間上展示了中華文明多點起源的燦爛圖景，豐富了歷史內容，活化了歷史場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論，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傳統的西方文明理論以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為基準，認為人類文明都是沿著一條河流而單線發展的，如古埃及文明沿尼羅河上游順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個“諾母”文明發展到下游的“統一王朝”。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階段的文化區分布于多個山川河流，情況非常復雜，內涵更為豐富。考古工作者與歷史研究工作者通過宏觀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國在五帝時代文明起源的1000多年時間里，基本上表現為各個文化區“多元并行”而又相互影響的發展格局，到了夏商和西周早期文明10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又表現為周邊文化向中原地區匯聚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論，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
以科學路徑強化融合發展
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考古工作取得進展也離不開歷史學。考古學與歷史學需要在增強融合意識、重視基礎學科、開展比較研究上綿綿用力、久久為功。
增強融合意識。中國的學術傳統本是“經史子集”一體，“文史哲”不分家。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也是為經史研究服務的，加強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融合發展有著優良的民族學術傳統基礎。推進融合發展，需要進一步克服以往學科設置過細、學科界限劃分過于嚴格帶來的影響。要增強融合意識，讓歷史研究工作者更積極利用考古前沿信息，讓考古工作者更好掌握古代文獻典籍，并運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在更大的學術格局中實現融合發展，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重視基礎學科研究。中國獨特的文明史造就了獨特的古典學術。例如，中國的漢字從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畫，發展到商周甲骨文、青銅銘文，到戰國西秦大篆、東土六國“古文”，再到秦漢小篆、隸書，形成了形、音、義三位一體的民族特征。秦漢以后，圍繞漢字產生的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成為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內容。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必須重視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古典目錄學、古典版本學等基礎學科的學習與研究，在汲取其精華養分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
開展比較研究。中國的考古研究與歷史研究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展開。例如，考古學與歷史學可以聯合開展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調查與研究，從而揭示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在這方面，許多老一輩學者已經作出了示范。比如，徐中舒先生經常以二十四史中所記載的少數民族史料印證漢族歷史文化的發展；楊向奎先生深入云南少數民族做社會學調查，從而領悟到屈原《天問》是一部偉大的民族史詩；馮漢驥先生開創西南少數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這種比較研究方法，已成為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
更好認識和傳承中華文明
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是為了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揭示中華文明起源標志。考古工作者可以與歷史研究工作者一道，通過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進一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標志。例如，根據考古發掘可知，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以及遼西地區普遍存在大量玉器，而且其中的高規格玉器幾乎都出自高規格的墓葬、宗教禮儀中心、大型聚落中心的宮城區內，這說明這些高規格玉器應該為部落首領所使用，是宗教權力、軍事權力的象征。再根據傳世文獻《越絕書》的記載，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玉為兵”的時代正是五帝時代文明起源階段。這一考古工作與歷史研究互證的玉器時代，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對于我們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標志有所啟示，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
總結中華文明發展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不同的生產方式，而不同的生產方式又會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等。我國考古發掘表明，中國古代的農牧生產與血緣關系，從原始氏族社會一直延續到文明社會，而且農業、畜牧業、手工業也因基于血緣宗族關系的管理模式而出現了“雖分工但不分家”的現象。中華文明自身獨有的發展規律，還需要考古工作者與歷史研究工作者聯合開展深入研究。
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例如，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陰陽變化”等觀念，“家國一體”“和而不同”“慎終追遠”“敬老愛幼”“四海之內皆兄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都是中國獨特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進程的產物。這些思想文化層面的討論，都需要以考古學、歷史學等深層次研究為基礎。深刻揭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超越時空的價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有待于考古學與歷史學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張緒梅 高林
執行編輯：柏堯
